随后的三个月中，疫情以洪水之势蔓延开来，一发不可收拾。在世界各地出现过的医疗濒临瘫痪的情况，在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截止2021年2月4日，瑞典，这个1023万人口的国家，已有58万人感染了病毒，死亡病例数近1.2万人。
| 瑞典疫情趋势，从2020年3月至2021年2月。
图片来源：JHU CSSE COVID-19 Data瑞典在死亡率上，比同为北欧国家的丹麦高出了3.6倍，比挪威和芬兰高出了11倍。也就是说，从感染率和死亡率来看，瑞典疫情的严重程度已在世界前列。于是，在瑞典，也出现了熟悉的一幕：人们开始恐慌和埋怨，医院病床不够，药物紧缺。邻国挪威自二战以来，首度对瑞典设锁封关、部署军警，以防携带新冠病毒而不自知的瑞典公民越境。丹麦和芬兰疫情形势放缓之后，虽陆续相互开放国境，却也没有给瑞典同样的待遇。
疫情全球爆发时，比起周边国家，瑞典不实施封锁和隔离政策，也不关闭商店、餐厅，甚至学校也照开不误。表面上看去，瑞典的防控措施很佛系，几乎采取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态度。最「离谱」的是，瑞典几乎是唯一一个不建议民众戴口罩的国家。
| 2021年1月初的斯德哥尔摩地铁上，仍然只有少数人戴口罩。在疫情泛滥之时，瑞典仍只是建议戴口罩而非强制。
就是这样的看似「不作为」的应对策略，却神奇地防止了病毒的蔓延。从2020年1月末出现病例开始，瑞典疫情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6月达到一个小小的高峰之后开始下降，并在后来的4个月中趋于平稳。从2020年1月到11月，这10个月，瑞典都没有真正经历疫情大爆发，这对于当时几近崩溃的欧洲各国，简直是奇迹。第一轮疫情，瑞典未受影响，相安无事地度过了将近一年。但到了2020年底，当欧洲开始面对第二轮疫情来袭时，瑞典未能独善其身。考虑到当时疫苗已经开始接种，抗疫的曙光就要来到，瑞典不但没有维持住抗疫优势，情况反而越来越遭。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瑞典卫生部门的首席传染病专家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
在防疫早期，特格内尔认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绝不能过度防疫。封城、封路、全面隔离......这些措施在他看来，得不偿失。短期内也许能防止病毒传播，但长远来看，不仅不能真正防住病毒的传播，而且可能造成各种意想不到的灾难，如经济衰退、失业和人道主义灾难。因此，当时在接受《自然》采访时，特格内尔就表态「关闭边界是荒谬的」，并认为瑞典防疫的本质是尊重传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相信瑞典人与政府之间的默契与相互信赖，相信瑞典人自己会做好应该有的防护，不需要政府特地采取强制措施。关键是，从结果看，他的防疫策略一开始被证明是对的。2020年初的几个月，瑞典在特格内尔的建议下实现了「奇迹」。在这里，没有政府干预，但抗疫结果反而优于欧洲其他国家。而且，就算政府没有强行要求，瑞典人也确实自觉减少了出行频率，各地飞机、火车也相应降低了班次密度。截止2020年底，瑞典搭乘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数下降了43%。与全世界其他国家如临大敌不同，伴随着「瑞典奇迹」的持续表现，「瑞典例外论」（Swedish exceptionalism）、「瑞典模式」也成为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最喜欢引用的案例。
| 2020年5月，瑞典餐厅门口张贴的海报，海报上提醒人们洗手，并绘制了特格内尔的肖像。
但是，现在，随着年底第二波疫情，瑞典防疫情况的逆转，舆论的看法也跟着逆转。政府、科学家、媒体、民众，开始从四面八方对特格内尔表达不满，认为他实际上要搞「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在舆论中，「群体免疫」基本上等于啥都不做、啥都不负责任，当然是一个负面的评价。民众对特格内尔如此指责时，表达出了一种被抛弃感，以及愤怒。他们认为，在情况变坏、病例数陡增的时候，特格内尔不能再撒手不管，搞「无为而治」。
| 群体免疫图示，红色为感染的人，蓝色是未感染的人，绿色为对病毒免疫的人，在没有任何免疫人群的情况下，感染病毒的人会轻松将病毒传播出去，而有了一定比例的免疫人群后，病毒的传播受到阻隔。实现群体免疫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疫情之初，英国科学家也曾提出过「群体免疫」方案，当时世界一片哗然。当然，英国政府可不敢真按照「群体免疫」的方式去防疫，虽然英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少强制干预，但在2020年底面临第二波疫情时，也迅速采取了相当力度的强制封锁和隔离措施。特格内尔在瑞典施行的抗疫策略，真的是「群体免疫」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简称FP）挖出过一些内幕。在《瑞典应对新冠病毒的内幕故事》（The Inside Story of How Sweden Botched Its Coronavirus Response）这篇文章中，FP曝光了特格内尔的一些内部讨论邮件，内容主要是他与另外一个瑞典专家图尔（Peet Tull）之间的讨论。图尔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是瑞典国家传染病控制部门的建立者之一，是瑞典传染病控制法案（Infection Control Act）的起草人之一，还曾在瑞典公共卫生局里当过特格内尔的领导。在这些邮件中，图尔质疑了特格内尔的防疫措施，认为他就是在进行「群体免疫」，并提醒他群体免疫会「给一个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死亡」。但特格内尔坚持认为，这种规模的传染病不能通过封锁来控制，因为疫情会有周期性地反复，频频采取封锁，只会让国家经济走向崩溃。在他的表达里，确实可以推导出与群体免疫相似的逻辑。相比图尔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特格内尔也的确更为乐观。即使到了10月中旬，特格内尔仍然坚持认为，在第二轮疫情下，瑞典仍会像上次一样，甚至比第一轮更平稳地度过，因为潜在提高的群体免疫力，会帮助瑞典渡过难关。图尔希望瑞典加强防疫程度，「要给科学和预防措施一个机会」，不要只是看着一切发生，并相信某种乐观的「可能」。而特格内尔则认为，要相信瑞典人，应对这类疫情要适度，不能反应过度。然而，当第二轮疫情爆发后，特格内尔的策略不再被公众接受。瑞典确诊与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仅仅14天，感染率就达到了英国和丹麦的两倍。2020年12月9日，斯德哥尔摩卫生部门宣布，该市重症监护病床占用率已达99%，并求助当局支援额外的医护工作人员。一片灰心丧气中，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在2020年圣诞节演讲上向国民说道：瑞典防疫失败了。在此之前，瑞典政府也在12月15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承认，瑞典防疫措施不当，导致疗养院中的老人大量感染病毒，继而引发较高的死亡率。然而，瑞典疫情的恶化，仅仅是特格内尔一个人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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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人口密度图，瑞典大部分地区人口比较稀疏，但斯德哥尔摩人口密度很大，平均每平方千米4000人以上，是北京的四倍。这也是反对瑞典实施自由放任措施的一大理由。
而且，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属于「高信任度社会」，民众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信任度极高，民众的素质也极高。在这样的国家采取封城、隔离措施，本来就没有太大必要。其次，瑞典医疗水平居世界顶尖水平，而且还是全民免费医疗。在瑞典，对于疾病的恐惧远小于绝大多数国家，生病的瑞典人既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也不用担心治疗的水平，因此对疫情更麻痹大意，也很正常。另外，瑞典的制药业很发达，跨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享誉全球。2020年3月，阿斯利康就直接捐赠了900万个口罩帮助国际卫生组织；4月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合作进行新冠疫苗的研制。仅仅半年多，到了11月23日，阿斯利康就宣布实验成功，其研制的疫苗有效率达70%，经过调整后则可以达到90%。回过头来看特格内尔的防疫策略，是不是就没有那么荒唐了？在一个本来人口密度极低、社会福利极高、医疗水平领先、人民互相信任的国家，采取强制性隔离措施，恐怕才是奇怪的。当然，这不代表特格内尔的策略完全没有问题，而是说明为何特格内尔始终不想用严格的手段来防疫。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因素，导致2020年末，瑞典疫情大爆发。其一，瑞典政府权力受约束大，实际上无法起到太多抗疫作用。瑞典法律对政府功能的规定极为严格，瑞典政府没有太多干预社会正常运转的意愿，采取特殊措施也需要议会特批。比如，在2020年6月，瑞典议会就曾批准政府拥有在特殊情况下临时关闭国内餐厅、商场、体育馆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权力，但政府却并未动用。事实上，根据法律，瑞典政府连下令国民待在家里，或执行宵禁的权力都没有。这解释了为何带领瑞典防疫的主力，会是特格内尔这样的科学家，而非政府。在瑞典，政府要干的事情只限于政客的专业，即发放福利、公共服务和外交。防疫是科学，就应该由科学家全权负责。科学家的号召力要远大于政府。比如，疫情早期，瑞典有过是否要戴口罩的争论。当时瑞典首相希望民众自发防疫，而卫生部门则称戴口罩「只会带来虚假的安全感」。瑞典人更多听的是卫生部门的意见，尤其是科学家的意见。科学的事交给科学家，政府的事交给政府，这本来是很理想的制度，可是却在年底崩坏，这当然不能完全归结于制度问题。要知道，瑞典年底大爆发导致的高死亡率，一半来自是疗养院的老年人。
瑞典是世界上除了日本以外，几乎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这一年以来，全球都已经了解到，新冠病毒本身的传染率高，但致死率很低，与流感相仿。和流感一样，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大多数是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流行病针对的是老年人和本身就有基础疾病的人。| 图为全球老龄化水平，颜色越深越严重，该图根据65岁以上的人口占国家人口比例所制。可以看出，日本、瑞典与德国、意大利的老龄化最为严重，整个欧洲都属于老龄化社会，这也解释了欧洲早期疫情严重的原因。
因此，假设在所有情况（人口数量、密度、防疫措施等）都一样的情况下，瑞典死亡的人口会更多，这是合乎情理的。瑞典防疫的「失败」之处，就是忽略了疗养院中的老人，以为疗养院这类很少与外界接触的地方，相对安全。如果说特格内尔的策略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为老年人计划完整、有针对性的防疫措施。与此同时，奥斯陆大学犯罪学和法律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塞夫顿（Therese Sefton）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老年人受到威胁的根源，并非2020年的新冠病毒，而是源于90年代的一场改革。90年代初，北欧国家曾经历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彼时，为了应对危机，瑞典政府在将银行国有化的同时，放松了对公共服务的管制，并允许其私有化。这场改革将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责任划归地方，并开放给私人，这使得疗养机构的经营成本和竞争程度大大加剧。此后，瑞典疗养院中的临时护工比例快速上升：从1992年的2.5％到今天的13％，足足增长了5倍多。临时护工具有高度流动性，正是他们所携带的病毒混进疗养院，攻击老人。但由于疗养机构属于私人，国家层面很难干预。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瑞典没能扛住第二轮疫情的打击，这是一个国家的失败，不能简单归结为特格内尔一个人的失败。站在特格内尔的角度上看，在第二次疫情之前，只有两种可能，疫情严重和相安无事。
基于瑞典第一轮防疫的经验来看，相安无事的概率当然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陡然加强疫情防控，同样会被指责浪费公共资源、阻碍经济发展，或者被认为大惊小怪。站在事后的角度看，人们大可指责特格内尔没有做好针对老年人的防疫，毕竟一个国家不只有老年人，还有儿童、年轻人、男人、女人、少数族裔、宗教团体......但特格内尔不可能料事如神，提前押对一切，人们不能因为特格内尔不是神而责怪他。另一方面，不管特格内尔在邮件里多么推崇「群体免疫」，但那不能作为证据来指责他的策略，这就像不能用人们在家里说的话来指责他工作上所作所为，这二者也许有关系，但不能作为直接因果来接受。其实，特格内尔也多次公开表示，他从不建议群体免疫。他说，如果群体免疫是目标，「我们将无所作为，让冠状病毒肆虐」。事实上，特格内尔也确实没有「无所作为」，而是带领团队不断监测疫情发展，并提供相关建议，尽量多地掌控全局，在防治疫情的同时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转。在疫情刚开始的几个月，瑞典公共卫生局就要求政府禁止500人以上的集会，如果违反就会面临处罚甚至坐牢。在之后的半年，也不断将集会人数限制得更低。同样，在年末爆发疫情后，瑞典卫生局已经将集会控制在8人以下，开始建议人们戴口罩和减少外出。斯德哥尔摩已启动针对重症监护病房的「危机协议」，医护人员将工作更多时间，以确保防疫效率。瑞典的反应是渐进的，这种反应在短时期内不能完全看出效果，却能够防止过度防疫带来的经济衰退，使国家进入恶性循环。瑞典疫情固然严重，其死亡率仅次于美国，但瑞典人口也很少，这就好比一百人中只有一个人生病就达到百分之一，而十亿人中要有一千万人生病才是百分之一。很多人也指责瑞典政府干预过少，但这恰恰证明了瑞典政府的好。值得注意的是，瑞典不是完全无法调动全国力量，搞举国抗疫运动。
全球范围内，瑞典是以色列之外，几乎全民服兵役的国家。瑞典强大的民众互信和团结程度，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如果瑞典人真的意识到疫情严重到不可收拾，瑞典完全有能力像应对战争那样应对疫情，并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 瑞典早期疫情下的正常生活。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瑞典从政府到科学家、民众，都相信人是有理性计算能力的，遇到疾病，人是能够选择，也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应对措施。与之相反，是大包大揽、扮演父母角色的政府，将国民视为无知、无法自理的人，必须由政府来强制执行才能够防止疫情蔓延。人当然都不想死，也极少有人会去找病毒来感染自己，遇到疫情当然都有自己的应对措施，这本不需要别人操心。但民众也确实有无知的一面，对于病毒严重性的估计常常会出现问题，这时就需要科学家来普及。当然，人群中还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如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瑞典的问题恰恰出在了后面一点上。瑞典在疫情中何去何从，成功还是失败，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其实，对任何国家防疫措施的评价，目前实在都为时尚早。各国的防疫都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国情制定，有的全民防疫耽误了经济，有的为了稳住经济和正常生活却造成疫情爆发。所有国家都在这两端之中计算，有的国家是政府来算，有的国家是社会、民间和每个国民在算。鱼和熊掌终究不可得兼，又能稳住经济，生活水平不变，又能扼制疫情，是天方夜谭。长远来看，人类史上曾上演过太多人与疾病的对抗，这些对抗少则三五年，多则数百年，有些疾病最终因为群体免疫而消失，有些疾病则与人类成为了共生关系。黑死病曾使得欧洲锐减一半人口，却也使得欧洲人免疫力增强。人口的减少，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欧洲跌入「马尔萨斯陷阱」，同时重创了天主教的解释力，这无疑为文艺复兴的繁荣与思想革命带来了意外的效果；16世纪，欧洲通过大航海将瘟疫带去美洲，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造成美洲上亿人口的三大帝国衰落，使美洲走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同时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衰败；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感染，死亡人数超过一战，这直接令因纽特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灭亡，却没有阻碍美国1920年代的经济腾飞；瘟疫从未征服人类，人类也从未征服瘟疫，是吉是凶，是喜是忧，在于人类面对瘟疫的态度。只要科学地了解瘟疫而不是诉诸迷信，只要守护信念、勇敢面对而不是恐慌和失败主义，只要在瘟疫面前变得更加团结而不是互相猜疑，只要能够以怜悯和反思的态度面对而不是逃避，人类就仍有希望，人类就仍是人类。瑞典能否走出疫情阴霾，在于瑞典人，更在于全世界。■The Inside Story of How Sweden Botched Its Coronavirus Response, Foreign Policy, 2020-12-22.
Sweden’s Second Wave Is a Failure of Government—and Guidance, Foreign Policy, 2020-12-18.
Sweden’s Coronavirus Failure Started Long Before the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2020-6-23.
With New Law, Sweden Gains Power to Impose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2021-1-9.
Sweden Has Become the World’s Cautionary Tale, The New York Times, 2020-7-7.
‘Closing borders is ridiculous’: the epidemiologist behind Sweden’s controversial coronavirus strategy, Nature, 2020-4-21.
The border between Norway and Sweden is closed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54. Will the pandemic ruin their special friendship, Science Norway, 2020-12-3.历史上，已有4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了信息经济学的10位经济学者，可见信息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方面具有深远影响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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